天命轮回，历史是可以随时回望的。我们今天收复台湾的故事配资查询之家官网，要从一个当时很吃得开、如今被遗忘的人物讲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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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斌，又名何廷斌，福建南安人，1650年代台湾地区最著名的富商。他靠做外贸起家，生意遍及日本、印尼、越南等地。
不仅如此，何斌还是台湾最大的税收承包商。
那时候，荷兰已经占据台湾。早在1624年，荷兰人就侵占了台湾南部，建立起两个侵略据点——热兰遮城（台湾城）和普罗文查城（赤嵌城）。到1642年，荷兰人驱逐了占据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，占领台湾全岛。
17世纪是荷兰的巅峰时期，依靠荷兰东印度公司，一个手握军权的殖民与贸易机构，横行东南亚。
荷兰人对台湾进行打包管理，将各种税收细化分包给当地商人。何斌名下承揽了人头税、稻米税、乌鱼税等多个重要税种，再加上他长期为荷兰殖民者做通事（翻译），与荷兰的关系显得很密切。
然而，荷兰人后来惊诧地发现：不仅他们在台湾征税，郑氏海商集团也委托人在岛上向中国人收税，从郑芝龙时代就开始了。
不排除何斌担任了双面承包商的角色。他一面为荷兰殖民者收税，另一面为郑成功收税。
因为何斌跟郑氏海商集团关系向来良好。他早年正是追随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才来到台湾的。生意做大后，他在台湾的大陆移民中担任长老职务，地位显赫。
征税权意味着主权，谁有权在这个地方征税，就表示这个地方属于谁。
荷兰人当然不愿放弃霸权，于是扣留了郑成功的征税船，还给郑成功写信抗议，要求郑成功退还荷兰统治台湾以来，郑氏父子从岛上“偷走的钱”。
郑成功对此予以强硬回击，说他向渔民收税是自古以来的惯例，荷兰人无权过问。他同时警告荷兰人，如果继续扣留船只，他将打一场贸易战，禁止属下的船只、商人跟荷兰人通商。
最后荷兰人怂了，只得让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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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两股海上商业势力，郑氏海商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存在微妙的关系，既合作，又竞争。
这中间既牵涉商业利益，还关系复杂的主权之争。
1655年7月，郑成功给荷兰殖民者发去一通公告，要求荷方在台湾进行张贴并执行。公告内容是，由于前一年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迫害中国海商，郑成功决定禁止中国商人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。
按说这是针对西班牙殖民者发出的贸易禁令，不伤及荷兰人的利益。但荷兰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商业影响，而是政治影响——如果他们遵照郑成功的要求张贴公告，即代表他们承认了郑成功对台湾享有主权。所以他们决定将郑成功的公告藏起来，不予张贴。
而在郑成功看来，台湾一直都是中国的领土，这一点无可争议。正如他后来发兵收复台湾时，一再对荷兰殖民者指出的那样：“当中国人不需要它（指台湾）时，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；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，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，自应把它物归原主。”
1656年6月，郑成功在厦门颁布公告，宣布将于100天后断绝与台湾贸易，想借经济封锁逼荷兰人就范。他这次直接派人到台湾宣读这份贸易禁令，就跟台湾一直是他统治下的地区一样。
荷兰人认为，郑成功的举动挑战了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权威，因此十分恼怒。
不过，随着郑成功的贸易禁令生效，两岸贸易额锐减，荷兰人先顶不顺了。他们心急火燎地要求重开两岸贸易，于是决定派遣使者前往厦门拜见郑成功，希望国姓爷有话好好说。
使者是谁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何斌。荷兰人能物色出来的、在两边都说得上话的人，非何斌莫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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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成功与荷兰人双方谈判的条件和要求是什么，全凭何斌口头带话。
何斌虽是台湾数得上号的巨富，但在两岸贸易战期间，损失惨重，濒临破产。他的财富积累模式，很像如今的地产富豪：生意做得越大，举债就越多；举债越多，生意就做得越大。如此循环。所以人们说他是台湾的“首富”，也是台湾的“首负”。
一旦业务衰落，资金链断裂，分分钟摔得很惨。
这种情况下，何斌甚至比荷兰人更渴望重开两岸贸易。为此，他利用使者身份，两头骗，走钢丝。
三个月后，1657年6月，何斌回到台湾，给荷兰人带去了郑成功同意恢复两岸贸易的好消息。
荷兰人也高兴，但直觉认为郑成功这么难搞，开出的条件一定很苛刻。谁知道何斌说，郑成功的条件也没什么，就是希望荷兰人善待中国海商在东南亚以及台湾的船只。
就这个不痛不痒的要求？荷兰人竟然不怀疑何斌从中欺瞒，爽快地答应了，并让何斌转告郑成功。
事实上，何斌跟郑成功这边说的是，荷兰人愿意称臣纳贡，并不再干涉郑成功在台湾的征税权，请求国姓爷恢复两岸通商。
郑成功一听也高兴，准了。同时还拟定了台湾的征税方案，何斌顺手以每年1.8万两白银的价格，从郑成功手里承包了征税权。
两岸重开贸易，皆大欢喜。
自诩精明过人的何斌，此后在荷兰人眼皮底下，偷偷以郑成功代表的身份，开始大规模的征税活动。
有时候想想，这些西方殖民者也真够蠢的，就这样愣是让何斌替郑成功征了一年半的税，都没发现。直到1659年2月，何斌被人公开告发，这才漏了底。
荷兰人逮捕了何斌，决议撤销他的一切职务。
连带的不利影响是，何斌作为巨商的信用一夜崩溃，他的商业帝国遭遇毁灭性打击。新老债主群起逼债，导致他完全破产，在台湾无法立足。
逃回大陆，投奔郑成功，成了何斌唯一的出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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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斌再次见到郑成功时，郑成功正从北伐前线溃败退回厦门，心情郁闷。
现在我们认识中的郑成功，首先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，但郑成功本人以及当时清朝政权给他的身份定位，则是一个坚定的反清复明主义者。
1644年，风云激荡。大明亡于李自成，最后摘桃子的却是关外的清军。第二年，清军南下，短命的南明弘光政权瞬间灰飞烟灭。
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、叔父郑鸿逵于是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，建立隆武政权。这个朱聿键是朱元璋第23子的八世孙，看着离皇位挺遥远，但那个特殊年代，只要是朱家的血脉，就有可能被供着，为反清复明站台。
实权，则掌握在郑芝龙手里。
1646年，清军进攻福建，郑芝龙战败投降。他那22岁的长子郑成功反对父亲降清无效，遂与父亲决裂，拉起一支队伍，继续反清复明的事业。
郑成功的个性比父亲强悍很多。他原名郑森，又名福松，字大木。此前，他谒见朱聿键，朱聿键问他救国之策，他回答道，只要像岳飞说的那样，文臣不爱财，武官不怕死，就会天下太平。朱聿键闻言甚喜，认为他是个奇才，恨自己没有女儿可以许配给他，只好给他赐姓朱、改名成功，以示尊宠。这就是“国姓爷”的由来。
1650年，郑成功夺取了厦门，从此厦（门）、金（门）两岛成了他的抗清基地。兵力最盛时，属下有陆军72镇，水师20镇，士兵近20万人，拥有各种大小船只5000余艘。养兵粮饷则由覆盖南海贸易网络的郑氏海商集团供给。
说到底，这是一个军、政、商一体化的权力体系。
到1657年，解决完与荷兰殖民者的贸易问题之后，郑成功决心开拓抗清的新局面。当何斌替他在台湾征税的时候，他至少三次率领水陆大军北上，希望攻下明朝故都南京。
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在1659年的夏天。郑成功联合在江浙岛屿上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人，一举攻下了崇明、瓜洲、镇江，进抵长江，直捣南京。
来自当时在华传教士的报告称，“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，顺治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，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”。这个记载明显语涉夸张，但足以看出郑成功此次北伐对清廷的打击之大。
可惜，最后因为战略指挥失误、骄傲自满等多种原因，导致南京久围不下，清军大部援兵赶到，郑军惨败于南京城下，被迫退回厦门。元气已经大伤。
不久，北京传来密报，清军准备进攻郑成功的大本营，意图一举歼灭。顶着巨大的压力，郑军内部士气低落，人心涣散。
恰在此时，郁闷难当的郑成功，见到了破产来投的何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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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斌不会空手而来，准确地说，他是有备而来。
史书没有记载郑、何这次见面的情景。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，何斌从台湾回到大陆后，向郑成功进献了珍贵的台湾地图和赤嵌城木制模型。
他游说郑成功说，台湾“田园万顷，沃野千里，饷税数十万”，而且城中的荷兰殖民者“不上千人”，攻之唾手可得。
何斌的献图、献计，正合郑成功之意。前面我们讲了，郑成功一直视台湾为中国领土，更准确地说，视台湾为父亲郑芝龙留给他的土地，早就想收回来。眼下逼得他必须早做收复台湾决定的形势，则源于清军在福建的反扑。
1660年的金（门）厦（门）保卫战中，郑成功虽然取得胜利，迫使清军统帅达素自杀，但他清楚地认识到，必须赶紧找到一块新的根据地，进可攻退可守。而且，面对军中人心浮动，他也需要一条新的出路，来收拾和凝聚军心。
主客观因素叠加，推动了郑成功开始落实收复台湾的计划。
然而，当郑成功在军事会议上抛出这一计划时，却遭到了军中一大批文臣武将的激烈反对。去过台湾的吴豪直接拆穿何斌的谎言，什么“沃野千里”，屁，那里荒凉不毛，还容易水土不服。吴豪还强调，荷兰殖民者“炮台利害，水路险恶，纵有奇谋，而无所用，虽欲奋勇，而不能施”。
这些话把复台的困难想得很大，又把复台的好处说得很小，很快就得到了一批将领的附议。
但很明显，这些话，郑成功不爱听。他无奈宣布散会，择日重议复台事宜。
第二次军事会议上，部将马信有所松动，提议可派小股部队赴台试水，而杨朝栋赞成直接出兵。郑成功很满意，大赞杨朝栋，说他的发言可破“千古疑惑”。
就这样，尽管反对声音仍然占主流，郑成功还是愉快地决定：出兵东征，收复台湾！
顺带说一下，何斌为什么要极力怂恿郑成功收复台湾呢？原因不难理解，征税事件爆发后，在荷兰统治下的台湾，何斌尽管曾贵为华商首富，眼下已经一无所有；而一旦郑成功复台成功，他何斌才有可能东山再起。所以，他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郑成功身上。
郑成功的思想中，确实有一些“政权领土”的观念，但真正促成他采取复台行动的，则是抗清新形势下另建根据地的现实需要。
现在我们说郑成功是民族英雄，何斌也为收复台湾作出极大的贡献，这虽然都是以结果论英雄，但都没毛病。假如以动机来评判，那郑成功和何斌又成什么人呢？所以我一直强调，评价历史人物，不应以动机、而应以结果为标准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6
1661年4月21日，37岁的国姓爷郑成功率领2.5万名官兵，数百艘战船从厦门出发，揭开收复台湾的序幕。何斌作为向导随征。
这个时间的选择，恰到好处。一方面，当时顺治驾崩，清廷处于“国丧”的特殊时期，无暇顾及郑成功；另一方面，郑成功一年多前北伐失败后，台湾方面就盛传他要出兵复台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大本营——巴达维亚（今印尼雅加达）派来了一批援军守卫台湾，结果不见郑军动静，1661年2月，部分援军又返回巴达维亚。
空窗期就这样出现了。
4月30日，郑成功的舰队从荷方设防空虚的鹿耳门水道突入大员港，登陆成功，荷兰守军以为神兵从天而降。因为这条水道平时海水很浅，海底都是石头浅滩，荷兰人还把损坏的船只沉入海底，构建出一道天险。谁知道郑成功利用海上涨潮之机，巧渡鹿耳门，一直冲到赤嵌城附近，向荷军展开猛攻，杀了他们个措手不及。
史学家认为，郑成功采用这一路线，可能正是听从了久居台湾、对当地港道状况十分熟悉的何斌的建议。所以说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，何斌功不可没。
接下来的一场海战，郑成功大获全胜，荷兰方面仅有一条小通讯船玛利亚号逃跑掉，其他三条战舰均战毁。郑成功对跑掉的玛利亚号亦不在意，当时台风季将开始，大部分时间海上只刮南方，一艘帆船不可能顶风航行到巴达维亚通风报信。
仅用了四五天时间，郑军就拿下赤嵌城。
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总兵力大概1600多名，其中四五百名在赤嵌城，绝大部分在中心据点热兰遮城。郑成功随后兵分水陆进击热兰遮城。
热兰遮城堡采取了最先进的文艺复兴式城堡设计，不仅城高墙厚，而且每个角落都有箭头型的堡垒向外突出，可以形成交叉火力，使得整座城没有任何死角。郑军损伤惨重，对热兰遮却久攻不下。台湾长官揆一明知兵力处于下风，却凭借城堡优势，拒不投降，苦撑等待巴达维亚的援军到来。
强攻不行，转而围城。热兰遮城已是一座孤城。郑成功改变策略，布下兵力，绕城挖深壕，希望以断水断粮的方式，逼迫揆一投降。这一围，就是整整9个月。期间，双方互使间谍战、攻心战，以及各种突围与反突围战斗，简直比电影还精彩。
郑成功多次写信对揆一劝降，说：“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，久为贵国所踞，今余来索，则地当归我，珍瑶不急之物，悉听而归。”
这是何等霸气的英雄气概，既义正辞严，又宽宏大量。
揆一的态度却十分强硬，鼓动热兰遮的士兵继续抵抗，并不时谎称巴达维亚的援军就快到了。
果不其然，逃跑的玛利亚号绕道菲律宾，花了两个月竟然奇迹般地回到巴达维亚，搬来了10艘战舰的救兵。这大大出乎郑成功的意料。
当荷兰舰队突然到来时，郑成功措手不及。当时，他的军队正分散在台湾各地从事屯垦活动，以解决粮食危机。好在天佑中华，一场台风让荷兰援军不得不退到澎湖，等到他们重返热兰遮时，郑军已经完成了集结。
最终，经过两场海上战斗，荷兰援军被击沉和被俘虏战舰8艘，他们的海军统领，跑了。
热兰遮城的荷军听到消息，士气消沉。此时，城内瘟疫开始蔓延，能打的荷军仅剩三四百人，他们更加消极怠战。揆一向他们许诺以重金，都起不到什么效果。
城破之时，指日可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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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的结果，不是一早就写定的。史学家在讲到这场复台之战时，屡屡庆幸天佑中华，郑成功如有神助。
郑成功虽然在兵力上对台湾的荷军形成绝对优势，但有两大潜在威胁，只要一个奏效，能否拿下台湾大成疑问：
一个是荷兰战舰在火力、航行等方面均大大超过郑成功的水军，而且巴达维亚的援军随时可能出现，这对疲于围城、屯垦的郑军，是巨大的威胁。如前所述，若非适时出现的台风，战果或许改写也未可知。
另一个是清军可能随时介入。清廷如果介入这场战争，矛头肯定指向郑成功，而不是荷兰殖民者。一旦出现清军与荷军联合剿杀郑成功的局面，战后荷兰继续窃据台湾是毋庸置疑的。事实上，郑成功围困热兰遮期间，一条荷兰商船曾进入泉州，两名荷兰代表甚至被送到福州与靖南王耿继茂会面，并给揆一带回了清军愿与荷兰共同攻打郑成功的意向。结果，因为沟通障碍和荷兰人内讧，这一对郑成功最坏的联合局面才未形成。
1662年1月底，围城将近9个月之时，郑成功采取了投降过来的荷军一名军官的建议，在巴达维亚或中国大陆的救兵到来之前，对热兰遮城发动最后的总攻。
攻城的具体建议是以堡垒对抗堡垒。郑军新建3座炮台，以重型炮弹猛轰，两小时内发射炮弹2500发，硬是在热兰遮城堡南面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并迅速占领了一个突出的支堡。
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，郑军从这个支堡猛轰热兰遮城内部，揆一束手无策，宣布投降。
1662年2月1日，揆一代表荷兰殖民当局签字，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对台湾长达38年的侵占历史。
史学家认为，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，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场正面大战。郑成功代表东方国家取得胜利，使台湾回归祖国，不愧是民族英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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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关于台湾归属之争，并未就此落幕，后面的历史同样值得叙述。
郑成功收复台湾后，何斌作为郑成功的重要幕僚，协助稳定了台湾的秩序。郑成功按照大陆的行政体制，建立起府县制度，并遥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。这相当于把台湾纳入南明王朝的疆域之中。
南明与大清，一直在争夺中国的正统权。与荷兰殖民者的外来侵略不同，这属于祖国内部政权交战。
郑成功雄才大略，可惜天不假年。在他收复台湾大约5个月后，就心力交瘁，卧病而亡，享年仅38岁。他原本想发兵攻打吕宋（今菲律宾）的西班牙殖民者，至此也计划“烂尾”，不然历史可能还要改写一次。
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位。郑成功原来称台湾为“东都”，意为南明的东方首都；郑经一上台，就改“东都”为“东宁”，俨然以“东宁国”国王自居。
清廷多次派人向郑经喊话，要其归顺。
郑经不从，却也没有与大清争中国正统的志向，而是要清廷按朝鲜例对待台湾，作为清朝的属国来朝进贡。这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郑成功的路线，要知道郑成功至死都坚持“一个中国”原则，而郑经的要求是想台湾独立为国。
郑成功泉下有知，岂能瞑目？
连康熙也怒了，对郑经的分裂主义行径严词拒绝：“台湾本属中国版图，又都是中国人，岂可按外国例！”
双方谈判破裂，战事重开。郑经一度趁着“三藩之乱”，反攻福建，康熙帝下令反击，将郑军逐回台湾，又再谈判。
在大陆政权未稳的情况下，康熙坚持走“文统”路线为主。两岸就这样谈谈打打，一直处于敌对状态。
直到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郑经去世，他年幼的儿子郑克塽继任王位。此时，康熙已彻底平定了“三藩之乱”，遂决定对台湾采取“武统”路线。
这个时候，他再度起用精于海战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。早在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施琅就曾为福建水师提督，半年内三次进军台湾，结果均因飓风影响，失败告终。
时隔近20年后，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。
6月14日，施琅指挥清军跨海东征，经过七天激烈战斗，攻克澎湖，全歼郑军精锐。郑克塽审时度势，最终采取大将刘国轩的建议，归顺清廷。
8月11日，清军进驻台湾，实现和平统一。
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，率军拿下台湾的施琅，曾经是郑芝龙、郑成功父子的部下，又与郑成功、郑经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。1651年，为了是否处死一名亲兵，施、郑关系破裂，郑成功气急败坏，杀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，逼得施琅投奔清军。1680年，施琅的侄子因谋划反郑投清一事泄露，家族70余人全被郑经杀害。
所以，当施琅再任福建水师提督时，曾说要一雪父弟子侄之仇。
不过，当施琅以胜利者身份登上台湾岛时，他还是分清了公义与私仇。有人提醒他，复仇的机会来了。施琅却不为所动，反而亲自到郑成功庙拜祭，并说“当日杀吾父者已死，与他人不相干”。他放下个人、家族恩怨，使台湾军民消除了施琅平台是为了复仇的疑虑，从而稳定了台湾的局势。
历史学者李细珠有段话说得很精妙，他说：“历史有时候很是吊诡。郑成功与康熙时期平台主将施琅本是一对世仇冤家，但是，从郑成功驱荷复台到康熙统一台湾，正是完成中国领土与主权统一的一脉相承的两个步骤，而这恰恰又是郑成功与施琅足以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。历史的辩证法奥妙无穷。”
以上种种，都是17世纪的故事，距今不过300多年。
天命轮回，历史是可以随时回望的。
参考文献：
欧阳泰 (Tonio Andrade) ：《1661，决战热兰遮》，陈信宏译，九州出版社，2014年
连横：《台湾通史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
陈碧笙：《郑成功历史研究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00年
陈思：《再论“何斌事件”的前因后果——兼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一系列动作》，《台湾研究集刊》，2016年第5期
陈国强：《论郑成功收复台湾》，《云南社会科学》，1989年第1期
施宣圆：《施琅“复台”和“保台”的历史功绩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，2006年第5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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