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17年冬天河南炒股配资,我陪我姥爷回了一趟丹东。
说是陪他,其实是他非要走一趟,家里人都拦不住。那年他七十八了,腿脚不好,走路得拄拐,可他说:“再不去,怕是见不着了。”他说的“见不着”,是他姐姐——我姨姥姥。抗美援朝那会儿,姨姥姥嫁到了新义州,从此隔着一条鸭绿江,几十年见不了几面。
我姥爷这辈子就这一个姐姐。
我们走的手续,在丹东等了三天才过去。过了江,那边来接的是姨姥姥的孙子,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,叫永哲。他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一号的军绿色棉袄,袖口磨得发白,手背上有冻裂的口子,红红的,像皴了皮的萝卜。他汉语不太利索,但能听懂,一路上不停地冲我们笑,笑得有点紧张,有点局促,像是在努力表示“我欢迎你们”。
姨姥姥住在新义州乡下,从市里过去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。说是车,其实就是个旧面包车,窗户关不严,冷风嗖嗖地灌进来。我姥爷裹着我妈给他准备的厚羽绒服,还觉得冷。永哲坐在副驾驶,时不时回头看一眼,大概是怕老人家受不了。
到了地方,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排矮房子,土墙,稻草顶,院子用树枝围着。门口堆着些苞米秸秆,几只鸡在刨食。天灰蒙蒙的,地上的雪是脏的,混着泥土和草木灰。
姨姥姥站在门口等。
她更老了,比我姥爷还显老。腰弯着,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,两只手枯瘦枯瘦的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。她看见我姥爷,愣了一瞬,然后就哭了。两个老人抱在一起,哭得说不出话。我站在旁边,鼻子酸得厉害,赶紧别过头去。
我们带了不少东西。两个大行李箱,一个编织袋,装的全是给他们带的东西——棉衣棉裤、毛线帽子、方便面、火腿肠、饼干、糖果、常用药,还有几瓶白酒。东西一样样往外拿的时候,永哲在旁边站着,不说话,就看着。他看那些棉衣的时候,眼睛亮了一下,很快又低下头去,像是觉得不好意思。
姨姥姥留我们吃饭。饭桌上摆的,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——一盘炒鸡蛋、一碗泡菜、一碟酱汤、几个拳头大的玉米面饼子。鸡蛋炒得老,盐放多了,咸。玉米面饼子硬邦邦的,剌嗓子。我姥爷咬了一口饼子,嚼了半天,咽下去的时候眼眶就红了。他没说什么,端起酱汤喝了一口,说“好,好”。
吃饭的时候永哲一直没怎么动筷子,就坐在旁边陪着,偶尔给我们倒水。我注意到他的目光总是往那个编织袋上瞟——不是看别的,是看那几件棉衣。那眼神我形容不出来,不是贪婪,是那种特别想要又不好意思开口的纠结,像一个孩子看见了糖,嘴馋,又知道不该要。
下午我姥爷和姨姥姥说话,我和永哲在院子里待着。天冷,我俩都缩着脖子。我递了根烟给他,他接过去,点着,抽了一口,呛得直咳嗽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,说:“劲儿大。”
我问他冷不冷。他说不冷,可他的手一直在抖。
我进屋从编织袋里翻出一件军大衣,是我姥爷让我带的,说万一用得着。那件大衣很厚,绿色斜纹布面,羊皮内胆,我爸年轻时穿的,一直压在箱底,这次特意翻出来。我把大衣递给永哲,让他试试。
他接过去,摸了摸那层羊皮,愣住了。
他没说话,转过身去,把大衣披在身上。就那么披着,没伸袖子,两只手攥着衣襟,攥得紧紧的。他背对着我,肩膀在抖。我知道他在哭。
过了好一会儿,他转过来,脸上全是泪。他用手背胡乱抹了一把,说了一句我永远忘不了的话。他说:
“我娘要是有一件这样的,冬天就不用烧那么多柴了。”
他娘——也就是姨姥姥的儿媳妇——前两年没的,冬天生的病,拖着拖着就没了。具体什么病,他没说,我也没问。
我站在那个土院子里,冷风往领口里灌,鼻子冻得发酸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说什么都轻了。我就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“穿着,别脱了”。
临走的时候,我把那件军大衣留给了他。他推了半天,最后还是收下了。他把大衣叠得整整齐齐,抱在怀里,像抱一件宝贝。我们上车的时候,他站在路边,大衣已经穿在了身上,还是大了一号,下摆快到膝盖了,但他挺着胸,站得直直的,看着我们的车开走。
从后视镜里,我看见他一直站在那儿,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一个绿色的点,消失在灰蒙蒙的天地之间。
回来的路上,我姥爷一直没说话。过了鸭绿江大桥,进了丹东市区,看着满街的灯火和车流,他忽然说了一句:“你姨姥姥这辈子,苦啊。”然后就不说了,扭头看着窗外,肩膀微微地颤。
我没接话,把车里的暖风开大了一点。
那件军大衣是我爸的,后来我爸问起来,我说送人了。我爸没说什么,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送了就送了,值。”
有些事情,说不清值不值。一件旧大衣,在咱们这儿压在箱子底好多年,在那边,是一个人念了一辈子的暖和。我有时候会想起永哲披着大衣站在路边的样子,想起他说“我娘要是有一件这样的”时候的眼泪。
那眼泪不是哭穷,是哭命。是看见了好东西,想起自己亲人的命。
好在日子总是往前走的。前阵子我姥爷又念叨着要去丹东,说听说那边现在好一些了。我没拦他,只是多买了几件厚衣服,让他带过去。
这次多带几件河南炒股配资,别再不够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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